激進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
這是我高一上學期的歷史作業，《激進 1949：白色恐怖郵電案紀實》的書摘，雖然覺得自己寫得很爛但還是放上來作為紀錄。
2025 年，台灣社會對「反共」的焦慮再次升溫，像大罷免背後的其中之一訴求就是「淘汰親共立委」，至於現在的「反共」反的到底是什麼，之後會再討論。與此同時，促轉會、國家人權博物館持續推動白色恐怖的轉型正義。這兩件事互相矛盾：我們一邊紀念白色恐怖的受難者,一邊延續著讓他們受難的反共氛圍。
1946-1960 年，有著日治時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底蘊，以及共產黨的幫助，根據本書附錄，全台工人光是罷工就有24 次，加上其他勞資爭議的統計資料，會顯現出一個被忽略的事實—現在對於台灣史上工人運動的高峰，學術界和官方普遍認為有兩波：日治時期下的1927-1931 以及解嚴後的 1987-1989，但本書作者認為，1946-1950 其實也是台灣工人運動的一波高峰。那段時期的工人並非如 2011年行政院勞委會（勞動部前身）出版的《工運春秋：工會法制八十年》認為的「沉默樸素，不構成政權的潛在威脅」，而是充滿「進步性」、「戰鬥力」、「爆發力」，勇於反抗、為自己爭取權益的族群。他們組成工會、辦刊物、遊行、罷工，其中部份人國民黨在大陸節節敗退的時空背景下選擇成為中共省工委的地下黨員，在台灣暗中擴大組織，為「解放台灣」的目標做準備。而我們目前對於白色恐怖是「省籍衝突」的詮釋則進一步淡化了這些工人對這些抗爭所做出的犧牲。
「郵電案」的時空背景 Link to heading
1945 年 10 月 25 日，我們現在所稱的「光復節」，陳儀在台北公會堂（接收後改名為如今的中山堂）接受台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中華民國接收了台灣。在「郵電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受難者許金玉，是如此回憶她當時「回歸祖國」的經驗的：「我聽到國民黨軍來了的消息，就自動到台北車站去歡迎。我那時對祖國抱了一份好大的期望，心想，這下我們可以翻身啦。我們不必再過過去那種被欺壓的生活了 …… 當我頭一次聽到陳儀在廣播的時候說了一句：『親愛的台灣同胞』的時候，我的眼淚就忍不住的掉了下來。」
但這種幻想隨即破滅，許金玉先前描述的後半段，馬上是急轉直下的失望與不滿：
「可是，後來的發展並不是這樣。他們（國民黨政權）帶來的卻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失望。在台北郵局，大家對祖國的這份熱情也沒幾個月就冷卻下來了 ……（國民黨派來接收的）外省人的態度卻很傲慢，他們都自以為他們是統治者，地位比我們高 …… 尤其是一些接收官員，只要是能夠變賣的、對他們有利的東西，他們都想盡辦法要接收。」
二二八事件前後，兩波劇烈物價波動對台灣社會與一般民眾造成極大衝擊，國民黨體制的失敗，也成為「郵電案」發展過程背後，一個不可忽略的台灣經濟政治背景。本書作者的採訪對象之一，當時是基隆造船廠工人的阮紅嬰，提到了米價的高漲是導致後來工人發動罷工的主要原因：「1946年六月位在社寮島上的造船廠發生了一起為時十二小時的罷工事件，直接的起因是光復後米價不斷上揚，導致工人負荷不了，要求廠方調漲薪水也沒有結果。」「米價漲的太離譜。米價在1945年日本戰敗時一斤才二角，到了1946年時，已經來到一斤十二元，工人們的薪水根本無法負荷。」1948 年《野草》（由郵電局工人所創辦的刊物，它之後會反覆的出現）第 12、13 期合刊「光復節紀念特輯」中〈台灣光復三年的回憶〉一文中寫到：「三年前的今天無論男女老幼，他們歡迎這佳日的時候，都懷有美滿的理想，但現實無情地把這理想壓成粉碎，到處充滿了飢餓，到處聽見生活的苦悶 ……」
郵務工會、國語補習班與《野草》 Link to heading
台灣省郵務工會成立於1946年八月十日。中共地下黨員陸象賢接收到黨中高層的指令，被調派到台灣開展工人運動，他於同年五月十三日來到台灣，參與了郵務工會的籌備。根據他的回憶，籌備委員會發表的第一封告全省郵電職工的公開信，號召全省郵電職工團結起來組織工會，並未在本省職工中引起多大的反應。他重新檢視台灣省籍郵電職工當時最關注的切身問題，發現在郵電管理局內部存在著兩種工資制度，一種是國民政府交通部規定的工資制度，適用於從大陸各省調來的郵電人員；另一種是台灣郵電管理局對台灣省籍員工規定的工資制度，此為沿用日治時期對台灣省籍員工的工資制度，導致台灣省籍郵電職工工資明顯低於大陸各省郵電職工工資。
於是，籌備委員會重新提出吸引台灣省籍郵電職工的口號「實行同工同酬」、「要求解決台灣省籍職工的歸班問題」，寫在第二封公開信中。這次，因為公開信所提出的訴求切合台灣省郵電工人的切身利益，很快得到全省郵電職工的支持。其後郵務工會順利的成立了。
陸象賢接任台灣省郵務工會第一屆理事長後，續辦了原在台北設立的「工會補習班」並改名為「台灣省郵工補習學校」。後來他趁全國郵務總工會要求他回上海述職的機會，在到上海的第一天就向中共黨中的上司（陳公琪）報告地下工作進度，他向黨提出了要求，希望組織能加派同志，協助他擴大在台灣省郵務工會的地下工作。隔天，全國郵務總工會贊成陸直接前往南京向郵政總局交涉，但陸卻遭到了推諉。陸就此事向陳公琪報告後，陳當下研判：台灣省郵務工會以台灣省籍員工爭取歸班、實現同工同酬的目標是正確的，且將會是長期的鬥爭。至於陸象賢上次提出的加派同志的要求，黨亦已經決定派計梅真與錢靜芝兩位女同志前往台北協助工作。
不過，陸也被告知，台灣省的地下黨的推展工作，將另有他人負責領導。陸一部分的工作，就是透過在工會開辦「國語補習班」，讓計、錢兩人以教員身份來台，三人來台後皆歸此同志領導。這位「同志」其實就是當時華東局指示，在 1946 七月返台擔任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中共台灣省工作委員會總書記的蔡孝乾。
在光復初期台灣社會的學習國語熱潮中，1946 年九月，剛成立一個多月的台灣省郵務工會也開設了「國語補習班」，上課地點就在北門郵局的大禮堂，由兩位外省籍年輕女老師計梅真和錢靜芝擔任教員。對於台籍郵電工人而言，許多人因為工作需要，學習「國語」的需求更是直接。
陸象賢當時建議黨組織透過開設「國語補習班」作為掩護，讓計梅真與錢靜芝兩名組織經驗豐富的黨員順利來台擔任教員，對後續的影響極為重大。即便 1947 年後陸象賢地下黨的身份疑似暴露，而遭到國民黨拔除工會理事長一職、最終及時撤離台灣，地下組織卻已在郵電部門打下相對隱蔽而穩固的根基。
1946 年九月，計梅真與錢靜芝來台擔任「國語補習班」教員後，兩人在教學區域的分工上， 計負責台北郵局內的郵電員工，而錢則是針對郵電管理局（現國史館，長沙街一段二號）的員工進行教學。根據許金玉的訪談內容：「當時根據工作時間的不同，安排了三個班級，上課時間分別是早上七點、下午一點、下午四點。」
事實上，從「郵電案」受難者們的口述紀錄，以及一篇篇的紀念文章當中，我們可以發現計、錢兩人對郵電工人的意義，不但不只是「國語老師」可以簡單概括的，在她們與學生互動、共事的短短幾年中，更深刻地影響了郵電工人們一輩子的思想與行為，令他們對個人、社會、國家乃至世界局勢，有了全新的人生觀、價值觀與世界觀。而即便有如此多的郵電工人，因為參加了計、錢兩人的國語補習班，而遭受牽連入獄蒙受苦難，但他們對計、錢兩人卻沒有絲毫怨懟，甚至充滿了感念。等下會對這點有更深入的展開，但先請看向郵電工人在國語補習班上課期間，自發發行的刊物—《野草》。
從 1946 年九月開始，計梅真與錢靜芝在郵務工會下開設了「國語補習班」，直到 1948 年三月，計梅真與錢靜芝與同學們認識學習、相知相處約一年半的時間，在對每一位同學都有更深入的觀察與理解後，便鼓勵補習班的同學們組織起「補習班同學會」，並發行同學會刊物《野草》。
《野草》自 1948 年四月二十五日發行第一期，一直至 1949 年八月二十日發行最後一期，一共持續發行了一年四個月的時間，共計二十九期，現存二十六期、一百四十四篇文章，每期發行份數大約一百多份。至於《野草》是如何印製發行，當時的編輯劉建修在 2014 年的訪談有提到：「《野草》主要發給局裡的員工，外地就是用寄送，當時的紙很薄、很差，我們沒錢買紙，加上物資很缺乏，紙也很少，就拿郵電局的廢紙背面來印刷。當時還用鋼筆在蠟紙上刻字，把蠟刻掉，再刷墨，刷完墨之後再用人工一張一張印，所以沒有花錢。」
在《野草》的第一期當中，劉建修以「同學會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一篇〈關於「野草」〉的發刊詞：「『野草』是我們唸過的國語書的一課，那課書裡說，微小的野草之存在，往往為人忽視，可是牠的生命力的確是很大的，牠為著嚮往陽光，為著達成牠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頭如何重，石塊與石塊之間如何狹，牠總要曲曲折折的，但是頑強不屈的透到地面上來。這種力有彈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韌性，不達目的不止的力。我們同學渺小幼稚，正像路旁的野草，不值得人們注意。但我們願意學習野草那般韌性，透過一切困難，生長在地面上。」根據作者考證，「野草」這篇課文應該就是中國左翼劇作家夏衍在 1940 年所寫的一篇知名的同名散文。
歸班運動和郵電案始末 Link to heading
陸象賢曾向共黨上級報告過的郵電員工「歸班」問題，源自於國民黨政府來台接收後，將日本殖民時期就已在郵電部門服務的六七千名台籍員工，視為臨時的「留用人員」，遲遲不肯將其納入與大陸其他省份郵電單位相同的正式編制中。並且，還在郵電機構中，區分本省籍「留用人員」與外省籍調派至台灣之人員，分別適用兩套人事與薪資制度，如此公然不平等的對待與「同工不同酬」，讓台籍郵電員工滿腹委屈、憤恨不平。
當年陸象賢以「爭取歸班」、「同工同酬」的訴求來號召台籍員工加入工會，然而，如他所述，在他返回大陸向郵政總局或交通部尋求解決之道時，通通踢了鐵板無功而返。「歸班」問題直到 1947 年底陸撤離台灣前都沒有實質進展，同時間，台籍郵電員工對遲遲無法「歸班」和「同工同酬」的不滿情緒持續醞釀著。
歸班有機會成為一場「運動」，關鍵是「國語補習班」的成立，計梅真和錢靜芝擔任教員後，才終於有機會透過課堂時間來接觸員工，了解台籍基層員工最真實的想法與需求，自此「歸班運動」才逐漸由下而上的開展起來。根據受訪者回憶，計在了解了「歸班問題」的具體情況後，曾向部份學生回應這個問題：
我們要從無到有，從點到面，發動群眾起來爭取大家共同的利益 …… 第一步就是要團結群眾 …… 擴展你的接觸面 …… 想盡辦法，增加朋友，越多越好。第二步要利用郵務工會，使工會真正為台籍員工服務，要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設法控制工會。因此我們的工作目標，是在下回改選理監事時，取得半數以上席位。
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確定，計、錢應就是在 1947 年底理監事改選前，以「國語補習班」學生為核心，物色、遊說了合適的人選出來參與選舉，進而成功進入工會內部，成為「歸班運動」的發動引擎。
接著看向計、錢推廣地下工作的另一條支線—《野草》。從作者取得的二十六期《野草》內容來看，自 1948 年中第二期由王添貴所寫的文章〈一個夢〉起，許多內容就已經開始在對歸班運動進行說明、論述甚至動員了。
從 1949 年起，連報紙上對台灣省籍郵電員工要求歸班的報導都開始大量增加。換言之，「歸班運動」從 1949 年起，已不只是台灣省郵務工會內部討論的議題，而是普遍在全省各地的郵務工會與台籍員工之間大規模發酵，這段期間包括了台中、高雄、嘉義、彰化各地的郵務工會都表達了「不考試歸班」的訴求。
1949 年三月二十一日，工會舉行第十八次常務理事會，議定同月二十五日召開「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地點為台北郵局大禮堂。 這場大會一直開到二十六日，最後一天，大會推舉了包括許金玉在內的十名代表，前往郵電管理局交涉，要求局長把大會與台籍員工的意見直接向南京總局反映。根據許的回憶，局長很客氣的接見他們，並答應馬上打電話到南京總局，轉達大家的意見。「他立刻就撥了一通電話，跟對方說我們的意見，然後再告訴我們，總局說你們的問題會盡快處理，請大家放心工作吧。」
然而許金玉說，出了局長室才發現，局長根本只是在敷衍，他根本沒有打電話給南京。他因為不敢當面拒絕，才在大家面前演了這場戲。
我們十名代表懷著滿腔悲憤的心情回到了會場，其他代表們迫不及待的問我們：「怎麼樣？」這時候，我按捺不住的哭了出來，說：「我們被騙了！」 …… 整個會場的情緒立刻激動起來，許多人也跟著哭了出來 …… 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人大聲喊說：「遊行！」這一下，這股力量真是排山倒海，大家都衝出會場，準備遊行到省政府。
就這樣，1949 年三月二十六日，約莫下午四點半，春分未久的台北城上空飄著綿綿細雨，來自台灣各地超過四百名憤怒的郵電工人代表，步出了台北郵局「解決歸班問題各地各級代表大會」會場，集結在中正西路（今忠孝西路）街道上，隨即浩浩蕩蕩、無畏的沿著中正西路，一路朝向台灣省政府，即今天行政院方向前進。
雖然只是短短一千公尺左右的路程，但卻是台灣的社會運動、工人運動在三零年代遭日本殖民政府全面鎮壓後，相隔了近二十年，規模最大的一次以工人為主體的集體行動。更重要的是，郵電工人遊行前往的省政府，正好就是兩年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處，當日，行政長官公署頂樓上的衛兵掃射了群眾。
到了省政府前，包括許在內的三名郵電工人進入建築向省主席陳誠陳情。進到了會客室，過了一陣子陳誠才進來，見了請願代表也不理會，故意走到窗口看著窗外下的細雨。過了許久，陳誠才開口罵許金玉等三名代表：「你們這樣叫大家淋雨，你們對得起大家嗎？」然後隨即走回到他的座位說：「好啦！你們回去吧。」許金玉一聽心想大家費了這麼大的力才見到省主席，他居然問都沒問來意就要三名代表回去，這樣要怎麼對得起在外面等待的大家。許金玉站了起來用不太流暢的國語說：「啊！你沒有話講怎麼就叫我們回去。我們怎麼回去告訴大家？」
後來陳誠只是向三人表示他很關心這個問題後，三人就在壓力下離開了省政府。
遊行之後，四月一日，郵局與電信局正式分家。雖然當局仍然維持了考試才能歸班的堅持 ，但考試基本上接近形式，絕大多數的台籍員工在考試後正式納入郵政人員的等級，極少數不及格者也能留用日後再考。歸班問題至此終獲解決。
在遊行後，三位代表遭遇了秋後算帳，其中許金玉被調往北斗。許得知消息後跑去找台北局長理論，局長坦白說這其實是警備總部的意思。
然而，到了 1949 年底時，計梅真透過他人告知許金玉，說台北的地下組織工作幾乎停擺，希望許金玉可以辭職回到台北全力來做工會的工作 。許金玉回覆計她可以辭職去工廠當女工，一方面維持自己生活，一方面繼續組織工作。然而，當許還沒正式辭職之前，1950 年二月出回台北過年時，就接獲通知計老師「出事了」，要許金玉不要再去找她。根據紀錄，計二月五日就被逮捕。三月九日到十一日，台北又有一大批補習班同學會成員被抓走，三月十七日，終於輪到許金玉被便衣特務一路從北斗押到保密局南所。
1950 年八月三十一日，台灣省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合議庭，正式判決計、錢兩人「冀為種種不法活動，是其共同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犯行確鑿，亟應處以極刑以昭炯戒」而遭判死刑。許金玉、劉建修等其餘三十三人，則分別被判處十五年、十年、七年不等之刑期。十月十一日，計梅真、錢靜芝遭槍決，命喪馬場町。
反共氛圍和「溫暖和煦」 Link to heading
白色恐怖的事，是近十幾年才敢講出來。以前不敢講，講出來可能就沒工作、沒飯可吃。過去紅帽子就跟過街老鼠一樣，很悽慘的。在當時「反共」第一的氛圍下，一切都是反共優先。這樣的氣氛、味道是會感染的，整個社會對紅帽子是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我們剛出獄的時候，面對整個台灣社會的反共氛圍，那是你們現在怎麼都想像不到的，不是像現在在談白色恐怖談得這麼溫暖和煦。
這是當時台北郵局掛號課的職員王文清在晚年接受作者訪問時說的一段話，他也是郵電案的受難者之一，在監獄裡度過了十四年。是什麼讓他這樣想呢？現在社會的反共氛圍是延續了還是變形了呢？
過去一部分對於白色恐怖時期地下黨運作的論述，仍然高度建立在「省籍衝突」的框架下來開展。這類論述認為，當年台灣人會被中共省工委「吸收」，是地下黨「利用」、「操作」台灣社會當時的省籍（族群）衝突與矛盾來打擊國民黨，「表面上」白色恐怖的暴力形式看似涉及「左右」或「階級」問題，然而對於這種論述的提出者而言，二二八事件誘發的「民族/族群衝突」並未消失，而只是被「包裹在省工委的統一戰線訴求之中」。換句話說，這類論述認為，二二八事件或後續的白色恐怖案件，是「階級、民主為表，省籍（族群）為裡」的矛盾與衝突。
然而，根據本書的研究，這個論點和本書的發現卻是恰恰相反。 事實上，包括本書探討的「郵電案」，省工委「吸收」（事實上這個詞的使用本身就帶著濃厚的反共遺緒）的成員，除了一部分為知識份子以外，其實有更多是感受到具體「壓迫」與「不公義」的勞動者與庶民。然而遺憾的是，這些參與到當年地下黨行動以回應自身遭受到的壓迫與不公益的勞動者與庶民，在白色恐怖口述史初期因為上述討論的各種原因而被置入「冤假錯」案的無辜形象（這個我等下會再提到），近年來即便越來越多受難者的口述歷史文本開始了反駁早年作為「被動的被害者」形象，描述他們當年主動參與到社會改造事業的思想轉變與實踐，但這些好不容易有機會讓歷史真相浮現、建立一個新的、代表著受壓迫者角度的歷史詮釋的契機，在近年部份的白色恐怖論述中，他們卻依然被研究者視為是「無知」、「被統戰」失語的客體對象來看待。
來到 2025 年，七月的大罷免背後的訴求之一也是「反共」，「反共」從國民黨在戰後開始培養的全民反共意識，演變到現在，內涵有些改變。我們反的仍然是中國共產黨，可是中共和那時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共產主義？但是，大多數人腦中的「反共」可能就只有這兩個字而已。而一切「反共」的用語與思維的延續，在當前看似兩種不同的國族認同陣營之間，其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此，便造成現在的轉型正義推行過程中，很多人忘了這些受難者當時的訴求，把他們當成無知無辜的小白兔、只是被殘暴的國家害了，忘了他們要反抗的東西，到現在還存留著。
這些受難者的主體性被壓抑了兩次——第一次是被國家暴力壓抑，第二次是被社會的這種反共氛圍壓抑。
「不後悔」 Link to heading
我從小家裡就窮，就覺得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多的不平等。我一直是這麼想，也一直在找答案。所以我的思想根源並不是說計老師跟我講幾句話，我就聽她的。不是這樣子的。現在有人覺得，我們這些人都是被騙的、被害了，那也不是事實。我會說，「你錯了」。
與其說計老師吸收我加入地下工作，倒不如說，她給了我一個機會。同時，也給了我一個方法。這樣的機會跟方法，讓我可以想得更完整。至於有人問我，會不會為這樣的經歷感到後悔？不會。我當然不會。
我這一輩子，從年輕到現在，仍然為此感到光榮。這就是我對於這段經歷的所有態度了。
這是電信局員工劉建修在訪談時講的最後一句話，他也是剛才提到的《野草》的主要編輯。他出獄後 1970 年代又因陳明忠案二次被捕，感化三年，關押五年。兩次入獄共坐牢二十年。他二度出獄後，仍繼續支持左翼與民主運動，堅持左翼立場、關心社會、兩岸和平。不只是劉建修，書中每個受訪口述者都說他們對年輕時候的作為一點都不後悔，他們所作的只是反抗社會的不公，像計梅真老師這樣的人啟發了他們，他們也都很感謝老師。為什麼他們會說這種話呢？
因為反共氛圍，受難者的主體性被壓抑了第二次，這使得他們只好噤聲，任由社會做出這些受難者都是「被騙被害」的論述。他們或許能講，但講了輕則被受過反共教育的下一代唾棄、重則丟掉飯碗。
到現在為止，我還是認為我們當年做的事情是對的。但是，現在年輕一輩對於這些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似乎無法理解。今天你們來採訪，我仍然希望我的孩子也在這裡，希望他也知道我的這些過去。以前是不敢說，怕對孩子有不好的影響，現在要說可能也晚了。
這是劉建修當時的另一位好友，同樣也是《野草》主要編輯的李熒台受訪時講的一段話。這些受難者的下一代在學校接受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反共教育，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的父母曾經因和共產黨有牽連而入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就這樣，大部分受難者出獄後就被噤聲，什麼也不敢講，現在可以講了，但是也晚了。
不過，有另一些人依然接受了這種「被騙被害」論述，原因可能是他們的政治認同有轉變、或是當下受訪情境的影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