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與現代中國：革命家與他們的產地
這是我高一下學期的歷史作業，相較於上學期的，我覺得這篇進步很多。但趕工痕跡依然明顯，事實上我少寫了整個第二章「湖南復興的基礎」，讓整篇書摘看起來不連貫，如果有機會的話再補。
本書探討被忽略，卻誕生、孕育了諸多重要革命者和前衛思想的湖南省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影響。世人對湖南的印象多類似沈從文筆下《邊城》的邊疆、中國偏遠的一隅，但實際上湖南地區比這更為複雜，在清末民初，這塊土地經歷了新舊思想的衝突、維新、民族思想的萌芽、甚至是獨立運動。從明末的一個隱居文人開始，作者試圖解釋湖南與湖南人在中國近代史脈絡上的角色，並探討這個解讀方式能帶來什麼樣的新啟示。
重新發掘王夫之 Link to heading
鄧顯鶴蒐集、刊布湖南相關的文獻，而他找到了《楚寶》這一原已佚失的地區性歷史著作，但其中王夫之的著作現世的太少，於是在《楚寶》中呼籲有藏書者將其顯於世。十年後他的願望因局勢的變遷得以實現。
鄧組了一個充滿資深當地學者的編輯組，但最後出版的《船山遺書》並未包含全部著作，原因可能是政治考量：王夫之著作中有包含既可以解釋為鼓勵中國對抗外來入侵者、也可以視為譴責當政的滿人之論述，而要不要出版這些部分也在編輯群中引起討論。最終，一大部分的王夫之遺稿並未被出版，但鄧在出版的內容中暗示讀者已出版的並非全貌。後來鄧刻版在太平天國戰爭中被毀。
1852 年，三十四歲的學者郭嵩燾因太平天國躲入山中，他在山中研讀與自身有類似經歷的王夫之著作。 後來他的老友兼同學曾國藩組建湘軍平亂，而湘軍的團練制度加強了軍人對地區的效忠與認同。與此同時，郭、左（宗棠）、曾三人以及《船山遺書》的編輯群最終都成為了湘軍將領，王夫之的著作成為湘軍意識型態的基礎。
在湘軍與太平軍激戰之時，這些湘軍將領、讀書人出錢出力再次刊行王夫之的遺作。工作進行五年後，新版船山遺書付印。這次編輯團隊以留空格的方式規避可能觸怒清廷的字眼，但如此一來，讀者也能從上下文推斷出空格當中的內容。
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後，曾沒有奪權並馬上解散湘軍，但湘軍建立的關係網與影響力仍在，湖南人更忠於地方、更團結，在朝中的位置也蒸蒸日上。以中國七個總督為例，其中一度六個是湖南人。
湖南維新運動 Link to heading
排外者周漢的思想在湖南大行其道，和郭嵩燾、譚嗣同相對立，譚和郭一樣受王夫之影響深刻，但他更年輕，他的記憶中湖南已是叱吒風雲的一省，他認為湘軍就是湖南排外的主因。這些在他的《仁學》中有闡釋。
得益於對周漢的反彈（和先前郭打下的基礎），湖南搖身一變為維新先鋒。譚和其好友唐才常成為文教方面革新運動的領導人。譚、唐、陳三立（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子）建立了結合中西學科的新學校——時務學堂。（這裡作者暗示了此學堂的獨特之處：學堂經費來自湖南當地的採礦收入，「此預視了這場維新運動的最後目標：本省自治」，作者寫道）學堂聘了二十四歲的廣東人梁啟超來教書，他和譚、唐三人掌握了湖南諸學會、諸報紙、時務學堂的知識內容。
從《湘報》的回答專欄（由譚回覆）和時務學堂的學生札記（由梁批改），就不難看出此時湖南年輕學子、官員的心態之進步；除此之外，譚與學者皮錫瑞建立的「南學會」的貢獻也很大，此學會集合了湖南大部分的官員、學者和學生，舉辦集會和演說。梁啟超在 1897 年寫了《南學會敘》，其中一句「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淵藪也」很好的說明了辦學的情況。
這裡作者又提到了湖南議會。南學會其實是為了湖南議會而成立的，梁啟超在寫完《南學會敘》後不久又寫了一封信給湖南巡撫說明湖南的現代學校是全省民智啟迪的關鍵，甚至大膽的表明湖南應作好完全獨立的準備，且其將成為華南其他地方的領路人。
1898 年，梁啟超與譚嗣同等人赴北京參與戊戌變法，但最終失敗，梁成功逃到日本，譚則在北京被斬首，此時引發了後續湖南人的報仇之心，尤其是譚的好友唐才常。
梁啟超在《時務學堂遺編》序中寫「新舊之哄，起於湘而波動於京師」，或許是對湖南維新運動最好的註解。
在日本重振旗鼓 Link to heading
在東渡日本的學生中，唐才常為譚嗣同報仇心切，他成功的爭取到了主要受日本人和華僑支持的革命派孫文和立憲改革派康有為同時金援他。他聯合一些其他學生回到中國招兵買馬，成立「自立軍」，意圖發動武裝革命，但因事機敗露、起兵時機不一致、華僑金援未按時抵達、原本吸引清軍勢力的拳亂提前結束等原因失敗，革命遭湖廣總督張之洞血腥鎮壓、唐才常被處死。但革命運動之火未熄滅，在日本，東渡的中國留學生蓄勢待發。
日本教育家嘉納治五郎深信中國的強大能遏制西方在東亞的勢力，他同時也是柔道武術家，這被他借用柔道的哲學稱作「自他共榮」。他成立了專供中國留學生就讀的「宏文學院」，在這裡，留學生學習的課程中沒有儒家經典。大部分的中國留學生都在這裡接受新式教育。
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開始構思何為中國民族主義時，浙江學者章太炎開始受到關注。他閱讀大量王夫之著作後，稱王為反滿的精神領袖，並鼓吹漢民族主義：「中國是屬於漢族的，『中國』早在崇禎帝自縊那天就滅亡了」。
和他不同的是以以下三人為代表的三條湖南留學生支流，分別是參與過湖南維新運動的時務學堂學生楊毓麟、敬佩但未參與維新運動的旁觀者楊度（就讀於船山書院）和公費留學生黃興（就讀於更保守的嶽麓書院）。1903 年，楊度寫了長詩《湖南少年歌》，最重要的是一句：「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這句話未來會不斷的被引用。楊在詩中稱頌王夫之和他所代表的反抗不屈的湖南精神，並把湖南視作反帝國主義的先鋒。楊毓麟則是發行了名為《新湖南》的小冊子，其中明確的提及湖南未來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完全獨立，二是先獨立後引領全中國獨立。值得一提的，在這些人和其他湖南留學生的論述中，均未出現把中國民族主義置於湖南民族主義之前的論述，「他們是透過湖南民族主義的稜鏡看中國」，作者寫。
湖南與清朝的覆滅 Link to heading
楊毓麟不只是宣傳思想而已，他還建立了一個「暗殺隊」，以無政府主義為方針（這可能是學習自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暗殺者）、以製作炸彈暗殺為手段，屢次嘗試推翻政府。楊在日本結識了黃興。黃興和同學劉揆一（湘軍子弟）、陳天華後來回到湖南，這三個人都先後加入暗殺隊，學習如何製作爆裂物。過程中，黃興也結識了在武昌就學的二十一歲學生宋教仁。1903 年 11 月4 日，這幾位學生和其他從日本回來的學生商討成立「華興會」之事，目標也是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三個月後華興會正式成立，他們的方針是各省各自叛亂，最終目標並非建立統一中國。黃興被推為會長，他派各心腹到各省拉攏支持力量，但不把其他省作為起義起點，四川和湖南的強大祕密結社「哥老會」也是他們拉攏成功的對象 ；為了不重蹈唐才常的覆轍，他以當地而非海外作為革命資金的主要來源。 黃興使用學校組織和假公司掩護革命，但也因此不得不接受無關人士進入學校，這埋下了禍根。
儘管精心籌備，革命仍因一個學生告密而胎死腹中，清廷到處搜捕革命人士，但大部分華興會成員還是成功逃到上海或日本。唯一遭殃的只有哥老會首領馬福益，他被清廷處死。
此時孫文的興中會依舊只獲得沿海地區中國人、華僑和日本人的支持，並未受內地中國留學生接納。孫沒有受過傳統經典教育（他在香港學醫），內地中國留學生看不起他的學術素養。孫當時嘗試拉攏楊度不成，此時楊已從革命派轉向立憲派，但孫文和他爭論三天並非一無所獲，楊介紹了剛因起義失敗逃到日本，對此感到憤恨又失望的黃興給孫。孫向黃興提議兩會（興中會與華興會）合作推動革命，而黃興答應了，這是首次湖南人把革命放在不以湖南為重心的泛中國民族主義之下。華興會內部因此分為兩派，像劉揆一就積極反對兩會結合，認為這有損於湖南的利益，不過後來黃興佔上風，他提出以兩會合作作為折衷的辦法，只是為了確保革命成功而合作，不放棄湖南在革命成功後的利益。當黃興和宋教仁在 1905 年 8 月為東京的中國留學生舉辦一場孫文歡迎會時，全中國十八省留學生除了甘肅省都參加，而甘肅省不參加只是因為沒有甘肅省的留學生，這標誌了孫文不再是中國留學生排斥的對象，這是中國革命史重大的一刻。
這裡特別提到陳天華此人（剛才提到的華興會創始會員之一）的故事：他在幾年前表現出激進的排外思想和漢民族主義，其激進程度和周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創作了《警世鐘》、《猛回頭》等廣為流傳的小冊子。但在 1905 年初，他從革命轉向立憲派，原因是認為如此對各省的自治權最優。又在年末，他從支持湖南利益轉向支持泛中國民族主義，反過來批判省利益至上觀為削弱漢民族團結之迷信。最驚人的是，12 月 7 日，他留下兩封內容矛盾的絕命書，在東京灣投水自盡。
一封絕命書寫給全中國留學生，要他們愛國不渝，把民族主義置於政治團結之下，接納滿人為新中國的一部分。另一封絕命書寫給湖南留學生，要他們團結，同鄉會絕不能解散。從第一封絕命書的主張看來，要放下各省的民族主義，解散帶有強烈民族主義色彩的同鄉會應是第一步；這兩封互相矛盾的絕命書體現了當下湖南人在起義失敗後，於不同民族主義、不同救國路線、不同歷史觀（尤其是對湘軍的矛盾情感）之間的掙扎。半年後，他的好友姚宏業在上海招募革命者時失敗後隨他而去。兩人的棺木同時運抵湖南時，一萬名各新式學校的學生浩浩蕩蕩的組成五公里長的隊伍送他們到被官府禁止的嶽麓山下葬。作者認為這代表兩人的死更多地被視為為了湖南而非為了中國。
直到辛亥革命爆發並成功後，孫文在黃興（受華南支持）和黎元洪（受華北支持）之間作為臨時大總統的折衷人選出線，但黃興、宋教仁、劉揆一、蔡鍔等湖南人也在新政府中身居高職，宋教仁還差點當上總理，彷彿湘軍剛凱旋的場景重演。
此後，對這段時期歷史的解釋由中國民族主義者支配，但湖南民族主義並未消失，而是以更陰鬱、更憤恨的方式呈現。陳天華、姚宏業兩人之死被解釋為為新中國的夢想而死，但對湖南人來說，這些人是為了贖湘軍的罪行而死、是屈原之死的翻版。
重建 Link to heading
清朝覆滅後，王夫之以仇滿為招牌的漢民族主義形象變得無足輕重，但他的思想被兩個學者以不同的方式再詮釋，成為湖南人的資產。
第一位是劉人熙，他是譚嗣同的老師之一，袁世凱在位大總統期間，各省議員重回本省人掌控，史上最後一位會元譚延闓成為新任湖南總督。譚答應劉將郭嵩燾建立的思賢講舍改建成船山學社的請求。
但計畫受到二次革命的耽擱，此時已加入國民黨的譚宣布湖南獨立，但一個月後革命失敗，湯薌銘入侵湖南，趕走譚延闓，地方自治也被袁世凱徹底廢除。
劉人熙的計畫雖耽擱但不至於失敗，他未被清算，反而拉攏到了袁的支持，在 1914 年 5 月成功建立船山書社。
船山書社的校舍還沒蓋好，劉又刊印並發行了《船山學報》並推動和郭松燾類似的公開演講計畫。文化上，他主張保留儒家典籍，為新中國指明方向；政治上，船山書社雖然受中央贊助但持反中央政府的立場，批判袁世凱，持湖南民族主義立場，追求個人到國家的自治而非反過來（受美國學者利伯的《自治論》影響）；教育上，劉的願想是教育出自動自發、在乎自主權能由下而上建立社會的公民。
爾後袁世凱稱帝，而《湖南少年歌》的作者楊度是籌安會六君子之首，袁的顧問，他遭到湖南民族主義者的一致唾棄，劉也不例外。湖南人蔡鍔舉兵討袁（護國戰爭）成功，也使得湖南人回歸湖南人治理，譚復職總督。
另一位學者是楊毓麟的叔祖楊昌濟（雖然大他兩輩但只大他兩歲），他在日本和歐陸各國留學，攻讀教育學、哲學、政治學多年，最終在 1913 年春回到長沙。他力圖重振本土教育，但方針和劉人熙不同。他以從嘉納治五郎所學，試圖改造儒家思想為現代型態。他著《論語類鈔》，把論語分成「立志第一」、「宗教思想」、「性道微言」數章，按每章主題編排原文的句子，每句除了傳統注釋，還加上作者個人寫入的軼事、與西方哲學的比較、歷史實例。不難看出這和現在的台灣國文課本編排方式如出一轍。
楊和劉的另一不同之處是他對湖南民族主義持懷疑態度，他擔憂中國人若繼續以文化而非政治疆域界定自己，在日本入侵之時，會如先民對待滿人那般不太抵抗。
整體來看，兩人都教人瞭解找到正確學說的方法是獨立學習，而透過才兼文武之士的引領，人的意志乃是體現道、使世界撥亂反正的唯一力量，學生尋找學說時的自主，類似於省的自治、國家的獨立、乃至可知世界的形狀。
毛澤東與湖南自治運動 Link to heading
自治好景不常，1917 年 11 月上旬，北洋軍向南進攻，張敬堯將軍入侵湖南，湖南成為內戰主戰場，損失慘重，地方自治再度終結。楊昌濟、劉人熙兩人因此死心離開湖南，其中楊的學生毛澤東隨老師搬到北京，在老師家住了數月，還開始追求老師之女。
1919 年4月他回到長沙，開始在地方公共事務上活躍出現。他與另一名名為彭璜的學生形影不離、一起行動。此時正值五四運動，毛在長沙大力推動新文化運動，與陳獨秀等人站在同一陣線。但毛雖稱這種進步心態原自 1890 年代的時務學堂學生，卻對前人的知識計畫不屑一顧，作者認為這使他能批判湖南過去之「舊」而凸顯自身之「新」。
1920 年夏，湘籍將領趙恆惕趕走張敬堯、譚延闓三度就任總督。毛和彭開始大力參與、推動湖南自治運動，發表大量相較過去激進的湖南民族主義論述。由譚推動的湖南制憲會議雖因趙的政變而一度終止，但馬上又在趙的授意下重啟。1921 年，湖南省憲法經過全省公民複決壓倒性多數通過，但憲法明訂「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及其他條文使得湖南的活動家不承認這部憲法。毛和彭後來轉向陳獨秀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和布爾什維克主義，此後湖南民族主義由蘇聯領導的共產國際革命思想取代，和彭璜的離奇身亡一起消散。但王夫之仍留在毛澤東的心中，十四年後的他帶領紅軍在延安統整時，寫了一封信給他從前的老師徐特立（此時人在長沙為八路軍徵兵），請他盡可能的蒐羅王夫之作品運到前線，一如七十五年前一位湖南儒將寫信提出同樣的要求。